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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读论语，《四书集注》让我们感受到朱子的中规中矩，博学勤思；《论语译注》让我们敬佩杨伯峻先生严谨雄厚的朴学；《论语今读》有李泽厚先生对时代的思考；《论语别裁》则分明是南怀瑾先生气贯长虹的风姿和气魄，有学者以学院异化的眼光吹毛求疵，可谓自取其辱。

    “我在说话，话在说我。”不论哪一家解读《论语》，映现的首先是作者本人的心量和才识，如今我们欣然读到台湾行者薛仁明先生素读《论语》的心得报告——《孔子随喜》。

    薛仁明笔下的孔子及孔门弟子是素面的，他写得平常、朴实、可信，仿佛是自家的生活记录。究其原因，作者与《论语》里的风光，不像我们这般隔膜，所谓风吹花开，有什么样的土壤，就容易出什么样的人才。

    薛仁明来自台南乡间。台湾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忽视的。自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，不少江南才士即移民宝岛，创诗社，建孔庙。康乾之际，台湾也成了士绅主导的耕读社会。若非如此的文化背景，很难想象后来梁启超、章炳麟到岛上与何人交流。甲午之后，日人对台政治经济压榨外，于文化干预却不多，从赖和、吕赫若等早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描写中均可窥见，有几任台湾总督都是中国通。台湾光复后，大陆的“文革”刺激台湾当局推行文化复兴运动，彼岸知识分子也铆足了劲，大有为中国文化继绝存亡的悲慨。讲三民主义的，阐扬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、孔孟之道统。蒋介石强调伦理，推崇阳明学，为此还被满口民主科学的胡适之反驳过。更重要的是，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授课，从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贩夫走卒，有教无类。

    是这样的华夏文明，哺育着台湾的民间社会，哺育了薛仁明。而《孔子随喜》这样的文章，也还端赖他写出来。他的任何议论皆出自亲身所感，所以，我们觉得似曾相识，总觉得自己要说而说不出的话，被他道着了。也所以，看台湾，看大陆，往往更能扣住本质，这就是格物致知。从头到尾，这是一本令人读起来神完气足，平正阔大的小书，掩卷沉思，不禁思量，怎不思量？故曰《孔子随喜》，欺君不得。

    《孔子随喜》观照当下，命意曲折，也像孔子般的心忧，不乏对匹夫匹妇的怜惜与怒目。因为，台湾民间的人情物意，也正遭受着现代社会种种无明的威胁。文明是要靠教化的，台湾文化人先是纠缠于传统与现代，如今又鼓动中国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的隔阂。高校里开设了台湾文学系，不知道讲些什么。无怪乎小布尔乔亚的忧伤自恋情绪蔓延在台湾的学界。当“去中国化”泛滥成风时，孔子可如何栖身呢？而台湾学院中讲授传统经典的方式方法又与大陆别无二致。于是，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。大陆虽国学热方兴未艾，但学院里要么是干嘉朴学的路子，要么是如程朱理学、西方哲学一般的遨游于语言逻辑的玄思。

    薛仁明的志向是要提供另一种路径，一条修行的路径，一条与物无隔，能够吃饭睡觉的时候，亦可触摸孔子天下文明的路径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可以不忘其忧，不改其乐。我们可以活得实在一些，安宁一些。却说，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，反被骂了一顿。老子说的是实话，而孔子，也到底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。华夏文明是靠了他才能延续。回想当年事，悠悠千载，沧海桑田，令人想见其高远迷离。而眼下是，孔子的天下文明开始复兴。薛仁明向我们呼唤：素面看孔子！